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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些国家怎样管媒体人

自律的要素:资金、组织、规范

新闻从业者不喜欢让别人来教他们如何传播信息。相比于“他律”,他们更喜欢通过建立“自律”体系来处理大众的不满和投诉。但是,自律起作用吗?新闻记者会受道德原则的约束、根据良知去工作吗?媒体是否有可信的内部系统来处理利益争端和公众投诉?国家是否有可靠的机制,例如报业评议委员会,能够同时赢得媒体所有者、记者以及公众的信任?世界各国的新闻自律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通过考察西巴尔干半岛、巴西、埃及、匈牙利、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南非、美国、委内瑞拉十个国家和地区自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特点,可以发现各国的新闻自律问题是有共性的。资金、组织、规范成为自律的三要素。

一、自律与资金的关系

资金问题制约着自律组织的存在、发展以及自律效果的取得,十个国家不同程度都受到资金问题的困扰与影响。

巴尔干半岛的自律组织处于缺乏资金的困境之下,这种困境使媒体不得不求助于商业或政治集团的资金支持。新闻媒体商业化倾向严重,制约着自律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

埃及媒体隐藏他们的资金来源,并且对自己公司的发行量、读者信息、年度财政预算信息三缄其口。然而这些问题是自律机制创造健康媒体环境的核心问题。此外,一些媒体组织的编辑方针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读者都不透明。这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

匈牙利经济的萧条,重创该国的新闻自律,对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都造成严重危机。2008年的经济困难重重挫伤了匈牙利媒体市场,一时难以恢复。媒体管理层采取了财政紧缩和防御战略,以至媒体从业人数和编辑部资源逐年减少。[1]媒体管理层每每想要吸引广告商或有力的政治支持者时,便会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妥协。

经济问题也深深困扰经济较为发达的荷兰媒体。越来越多的荷兰媒体受到经济困难、公众分散和商业化趋势加剧的困扰。

美国自律机构的资金危机影响到自律组织的业务开展与存在,自律组织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例如,明尼苏达委员会的捐助者都是私人媒体机构,华盛顿委员会也主要依靠西雅图本地的企业,诸如波音、微软等,但是这些企业都是经常在报刊封面上出现的企业。这注定了自律组织在面对私人媒体的伦理问题时会不那么公正。此外,一些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或者州政治候选人,这进一步带来了利益冲突的问题。

二、自律组织构成

自律组织构成包括一个国家的自律机构组成以及人员的配置组成。

自律机构方面,各国基本上都设有自我管理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名称不尽相同,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西巴尔干半岛各国家的自律机构见下图:

自律协会自治机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版委员会,2000年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新闻组织荣誉委员会克罗地亚媒体委员会,2011年科索沃出版委员会,2005年马其顿马其顿新闻组织荣誉委员会(2001年)马其顿媒体道德委员会,2013年黑山共和国新闻专业组织媒体自律委员会,2012年自律机构始于2003年,由于在准则的解释上有争议,2010年解散

再举一个例子,巴西的自律机构有巴西调查性新闻行业协会(ABRAJI)、报纸协会(ANI)、广播电视协会(ABERT)、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其它国家也各有各自的自律机构,但每个机构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例如匈牙利自律机构MUOSZ设有新闻伦理委员会,但地位不高,接到的投诉案例非常有限。形式上它是个记者联盟,但实际上它在媒介自律中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人员配置方面,各国普遍设有新闻监察员、读者编辑等职位来监督媒体,实现自律。新闻监察员、读者编辑既是人,又是一种制度。

西巴尔干半岛地区有三个国家建立了新闻监察员制度。如下图

阿尔巴尼亚2013年,四家报纸和一家网络媒体建立了试点监察专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10年开始的波黑监察专员代表黑山共和国在一些媒体组织的媒体监察专员

巴西新闻监察员只存在于巴西少数的媒体。媒体对该项措施建议的接受程度并不高,虽然巴西有成百上千的报纸,但只有两家派定了新闻监察员——圣保罗的Folha de Sao Paulo和在塞阿拉的O povo。[2]

埃及设立了新闻监察员和读者编辑。尽管新闻监察专员或读者编辑在媒体内部并不是一种官员的身份,但这种有力的非正式制度为人们创造了一种尽管临时却十分有效的使用应答机制的权利。

荷兰媒体对新闻监察专员的态度并不一致。有媒体支持也有媒体反对。目前,只有《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和《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两家全国性报刊有新闻监察专员,他们是民众和报刊媒体的中间人,尽管受雇于新闻报刊,他们仍然必须保证独立于其受雇机构的立场。

巴基斯坦两家报纸《黎明报》和《论坛快报》设立了新闻监察员和读者编辑。其他报纸都没有内部的新闻监察专员或读者编辑的职位。

南非设有新闻监察专员、公众辩护律师(公众接洽员)、公共编辑来实现自律。

美国新闻监察员、公众倡导者在自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几家重要媒体都开始使用半自动媒体监督员或者公众倡导者来搜集、调查和回复公众对于新闻的疑问和控诉。这开始成为美国媒体的常规业务。

委内瑞拉设有读者后卫这一职位。委内瑞拉有三家报纸,即El Diairo de Caracas, El Nacional和Ultimas Noticias,设有“读者后卫”(Readers’ Defender),这是一个以观众名义旨在维持报道质量的内设职务。

匈牙利、挪威不存在新闻监察员、读者编辑制度。

三、自律标准和自律规范

各国几乎都有自己的伦理准则,成文的明确的自律规范成为一种趋势。然而,标准存在着不统一、不透明等问题。各国对于标准的认同也很难达到共识。此外,自律标准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情况。

西巴尔干半岛各国已通过了道德规范,但规范实施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记者根据道德去采访报道的权力没有得到认可。在记者们的合同当中鲜有发现道德条款,即使是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虽然这些地区的“媒体条例/公共信息法”保证记者们拒绝接受违反法律、道德及职业规范雇佣的权利,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项条款被广泛地应用。

巴西自律规范和标准缺乏透明度,虽有明确的监督措施,但执行力偏弱。在巴西,很多媒体在编辑政策和原则上仍然缺乏透明度。广播电视协会(ABERT)于20世纪90年代创建了自己的自律规范。它的规定非常严格,但从未被运用,在成员内部也有分歧。

埃及正在积极创设新的规范和标准。埃及媒体尝试创建自己的机制以促进一些理念的实现,如透明、平等获取信息,以及以共识为导向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向世界范围内新闻工作的最佳实践看齐。

匈牙利自律标准存在着理论与实践、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令人震惊的是,一方面,在理论中排名最高的原则(‘媒体必须提供公正和客观的信息’)在实践中排名最后。另一方面,理论中排名最后的原则(‘媒体应服务于媒体所有者的利益’)在实践中排名最高。”[3]

理论实践4.45媒体必须提供公正和客观的信息2.473.93媒体应该服务社会2.593.69媒体应该满足受众需求3.093.21媒体应该在政治、经济利益和受众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2.592.51媒体应该服务于媒体所有者的利益3.64

荷兰有明确的道德守则,在自律和透明度方面非常积极主动。荷兰新闻道德守则的使用增加了新闻自律的效力。荷兰记者联盟始终承认国际记者联合会于1954年起草的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荷兰编辑与出版商协会于1995年通过了的新闻道德守则,包括真实、独立和公正三个原则。2007年,荷兰报纸评议会制订了处理投诉时的道德准则,并且通过一系列措施以适应数字时代,包括超链接的使用、在社交媒体上写文章等,目前还正探索其他更新的措施。

挪威早就有成文的严格透明的道德守则。所有的报纸都有比国家规范更详细和严格的内部行为守则,Bergens Tidende在报纸的网络版上公布了他们的企业责任准则以及编辑道德准则。通过透明的程序,制度的公众认知度不断加强。所有权透明已经由法律所规范,由挪威媒体管理局来控制。

巴基斯坦企业层面的自律准则情况并不透明。虽然许多报纸、电视企业说它们遵守自己制定的自律制度,但只有两家报纸,《黎明报》和《论坛快报》以及Geo这家电视频道将自己的行为准则予以公开。

南非有成文的行为准则以及同行评审机制。南非媒体自我监督的同行评审机制围绕着媒体转型的争论进行。

四、自律的效果

西巴尔干半岛媒体的独立编辑权不能保证,也没有可靠的环境来实现高质量的新闻业,对记者职业地位缺乏尊重,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新闻业的伦理道德仍然存在于阴影之下。

巴西自律制度正向好的方向转变。巴西作为区域和全球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正在崛起,因此巴西更强调了建立稳定的民主的必要性。媒体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能够越多地展示透明原则、良好治理和责任意识,新闻也就越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

荷兰自律机构没有强制力,自律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多年以来,评议会因其无权实施制裁、投诉程序太长,以及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而时常受到批评,很多人将这样的组织比喻成一只“没长牙的老虎”。[4]

挪威整体来说自律高效、自律效果突出。媒体违反道德操守的案例比例逐渐衰减。不断增长的投诉,几乎一大半被秘书处以“明显没有违反道德”而解决。这也许意味着那些不断增长的投诉,与其说是挪威记者缺乏伦理道德行为的证明,不如说是一种民众自律意识以及对于自律制度接受程度有所提高的反映。

委内瑞拉政治势力的强势介入使新闻自律形同虚设。记者们首先把自己当作是政治激进分子而不是记者。他们不隐瞒这点,并为此而骄傲。他们按照头脑中已有的答案去接触事实,他们没有丝毫兴趣去根据不同的想法或意见更新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2] 陈汝东. 传播伦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黄瑚. 新闻伦理学[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4] 刘笑盈. 国际新闻学[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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